疾痛的故事

小说推荐《疾痛的故事》是由作者“凯博文”创作编写，书中主人公是方筱丽剑桥，其中内容简介：我像他的医生一样，对他肃然起敬，感觉到他的某种崇高的价值。我也佩服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，他给临终病人提供了我希望得到的照顾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在诊访过程中，斯图尔特先生备受一阵阵咳嗽之扰，他的胸部有很大的响声，急速地喘气。他说话的声音微弱却清晰，有时中断，然后重新开始...

第12章

《疾痛的故事》中的人物设定很饱满，每一位人物都有自己出现的价值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，同时引出了方筱丽的故事，看点十足。《疾痛的故事》这本连载中小说目前更新到了最新章节参考资料，已经写了20.0万字，喜欢看人文社科、社会科学 而且是社会科学、大佬小说的书友可以试试。

书友评价

作者大大的书籍还在推荐中，读者很喜欢这本书，但是还没有评价哦！

热门章节

第一章 症状和异常的意义

第二章 疾痛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

第三章 疼痛的脆弱和脆弱的痛苦

第四章 生活的痛苦

第五章 慢性疼痛：欲望之挫折

作品试读

第九章 从疾痛到死亡

第九章 从疾痛到死亡

噢，上帝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，其实是他的死亡。那源自同一生命的死亡，在他曾经拥有意义、爱和需求的生命中逐渐形成、演进。

——勒内·马里亚·里尔克（1983，46）

他们（一个行为科学家精英小团体）提议要使死亡和快乐和好。他们认为，死亡必然会简单地成为一个淡泊宁静的人的慎重而有尊严的出口，而这个淡泊宁静的人必须是来自一个助人为乐的社会，该社会没有受到生物进化思想的撕扯，甚至未被过分烦扰过，因而没有意义，没有疼痛或痛苦，也终究无所畏惧。

——菲利普·阿里埃斯（1981，614）

善终

癌症患者戈登·斯图尔特，一个三十三岁的作家，已生命垂危。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，五十多岁，是与当地晚期病人安养所合作的家庭医生。埃利奥特医生出诊看望斯图尔特先生已有六个多月了，他为斯图尔特先生纾解疼痛和其他症状。现在，戈登·斯图尔特的疾病已进入晚期，直肠癌细胞转移至全身。我听过埃利奥特医生出诊的录音。依照斯图尔特先生的强烈意愿，他要死在家中。在这些最后日子里，埃利奥特医生的照顾，一直是使斯图尔特先生能留在家里的关键。我从未见过戈登·斯图尔特，但我觉得，我已经通过这些录音认识了他。我像他的医生一样，对他肃然起敬，感觉到他的某种崇高的价值。我也佩服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，他给临终病人提供了我希望得到的照顾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是很难得的。

在诊访过程中，斯图尔特先生备受一阵阵咳嗽之扰，他的胸部有很大的响声，急速地喘气。他说话的声音微弱却清晰，有时中断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我无意要将这些与死亡的肉体共鸣的征兆，引进以下录音选段。

戈登：我快死了，是不是？

哈德利：是的。

戈登：我能看到我的花园，看到外面阳光明媚。我知道下星期，或许明天，阳光会一样明亮，一样美丽，但我将不再在它的照耀下，我将不在这世上了。你知道，或者你能够想象作这样的陈述，而且知道这是真的：你正在死去，是什么——什么样的感觉吗？

哈德利：我想我能，但我不能确定。

戈登：那些关于死亡阶段的写作，全是胡扯。好像那是些完整的转移——一些房间让你进入，通过，然后永远离开。真是胡说八道。愤怒、震惊、难以置信、悲伤——它们是每天的一部分，而且没有特定的次序。谁说你以你的方式努力，最终就能接受——我不能接受！今天我不能接受；昨天我部分接受；星期六，我有点神志昏迷，等着，准备死去；但现在又不是了。今天，死亡的恐惧又都出现了。我不想死，我才三十三岁；我还有整整一辈子要活，我的生命不能现在就遽然夭折；这不公平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你不必回答。我现在只是心情不好，等待死亡使你变得伤感、精神脆弱。我通常很好，不是吗？只是有时，某种年轻人的恐惧情绪会爆发。否则，我已经变得像个老人了，准备好了寿终正寝——不过，只有几星期，不是几年……

至少这是我想要的离去的方式：在家中，在我的家人、我的书籍的包围中，还有音乐在近处。花园——直到现在，我仍把它当作某种你可以看得入神，以逃避你自己的唯我论的东西；花草枯荣，物转星移，而你看到了它们。这反映了我的职业，写作是经历幻想，阐述见解，努力用正确的字和词来表达。不过，现在我把我的花园当作一个格局，可以把你的感觉投射进去以便将它们组织起来。你通过观察一个外在、有序的空间，来整理内心世界。有道理吗？或许，我说的是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哈德利：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

戈登：你记得，我早先告诉过你，我不能忍受，如果疾病影响我的智力。感谢上帝，它不曾受影响，至少到现在为止。

（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）

我想起我在处理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，总是先逃跑，然后，在精力耗尽之后，再去思考它们。现在不逃跑了，我无法逃避它；我不能避开我正在死去的感觉。你知道，有这样一种感觉，一种明确的内在感觉：一切正在逐渐衰退，越来越脆弱；活力、元气之类正在失去。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，但它确实存在。

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得了癌症时，我出去喝了个酩酊大醉。我无法接受它，我感觉相当好，唯一的迹象是大便中有血。我觉得，癌症这个词，一种死刑，与我当时的感觉之间，有一个极大的距离。然而，十八个月以后，我想我的身体已与诊断相符合了，我看上去恐怖，也感到恐怖……

我一直试图写下我的感觉，但就是缺乏精力，或者无法集中思想。我想不起我所经历过的事；所有的时间都化在诊所、候诊室和医院，检查结果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沮丧。这是一个无情的势不可挡的进程。我觉得，有某种非我在我体内，一个“它”正在噬啃全身；我是自身毁灭的始作俑者；这些癌细胞就是我，却又不是我；我被一个杀手侵入，我正在死亡。我真的不想死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死，我将死，我会死，但我不要死。

（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）

哈德利：你要我把录音机关掉吗？

戈登：不，不要。这帮助我感觉到我身后还会留下些东西，虽然不太符合我过去宏大的抱负，但不管怎样，总是些什么……

我要感谢你，哈德利，为你所花的时间，你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，没有你，我不可能在这里。我不能忍受死在医院里。这违背我珍视的每一价值：富有人情和亲切温柔的自然、家庭和生命。谢谢你，哈德利。

哈德利：做这一切的人是你，戈登。

戈登：这我知道，没有人能替我死……当我听到癌这个字时，就知道这是死刑。人有种种不同原因的死和种种不同的死法。我想，如果我们能选择，那我们都赶快去选。癌症让我们想到一种慢慢拖延的折磨，从内部被噬啃。看来我就是这种死法。

（这时，戈登·斯图尔特和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谈论一些具体的问题：药的剂量，戈登的遗嘱，葬礼的安排；戈登写给朋友和晚期病人安养所的信，要哈德利发送，等等。）

戈登：我还想谈点别的，哈德利。

哈德利：谈吧，戈登。我有时间，我乐意听。

戈登：我想，死亡会造成太多的后果。就拿我父母来说吧，我几乎不见他们，他们受不了这个事实。我的死，对他们将是非常沉重的打击。然而，有时，在这种最后的时刻，我觉得已经准备好结束生命，画上句号。我们出生，花费很长时间成长，然后我们走了。如此循环不已，新面孔取代老面孔。这几乎能让我们相信灵魂轮回论，即使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也认为它有些道理。我们是否正在解答某种仍然未知的进化论难题？我们所有的失败和担忧都是为了某种意义，那么我的生命、我的病、我的死亡有何意义呢？我仍然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。它当然不可能是——战火中的从容不迫，或是什么重大的领悟。它一定是某种更私密的东西。死亡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，只有处于我们自己的现实死亡之际，我们思考死亡，才能认识它的最终意义。你看，哈德利，死亡快使我成为哲学家了。也许这是因为你是一位这么好的听众，我和你说过以后才会有这么好的感觉。我想我已准备好了，哈德利。如果我可以作决定，我愿意现在就死——在话说到一半时，讽刺性地，留下最精彩的部分不说出来。现在，你可以走了，哈德利。你今天做得很好。

这次诊访后十天，戈登在家中去世。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陪伴在侧。哈德利·埃利奥特医生对我说：

戈登有个善终。他至死头脑清醒；他意志坚强，个性鲜明，以他活着时的独特风格死去；他的愤怒没有减退，他拒绝接受死亡，但他不失自己的嘲讽意味和语言风格。他似乎成长为他理想中的人物，他的死确证了他的人生。如果你不在场，你也许会说，一个三十三岁的人在他的事业刚起步时就死了，是个悲剧。但对我们这些有幸在场的人来说，悲剧，是个不确切的字眼，至少，这是戈登讨厌的字眼，虽然它充满着伤感情调。临终前，他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说出了所有要留下的话。他是我的榜样，我希望自己死时也能做到这些。

死亡的致命恐惧

朱利安·戴维斯是个六十三岁的建筑师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了。他的身体向来不错，直到他五十九岁生日后不久，开始出现心绞痛。一个月后，他突发心脏病。他在两个月内顺利恢复，并回去工作。他的生活“回到常规”，直到四年后第二次心脏病发作。朱利安·戴维斯的心脏病医生，塞缪尔·米德瓦要我去看他，因为米德瓦医生觉得他的患者已经放弃，不愿参加康复治疗，尽管朱利安·戴维斯的病情稳定，也没有严重的后遗症。我在戴维斯先生心脏病发作后三星期见到了他。

戴维斯先生矮胖、秃顶，穿着睡衣和丝织浴袍，坐在他市郊家中的硕大皮椅里。他点头与我打招呼，目光低垂。他的太太在他周围走动，一会儿拉平他膝盖上的毯子，一会儿为他的水杯加水，一会儿提醒他不要用力过度，并对我明显存有戒心。

我先问戴维斯先生关于他的身体情况，他肯定地回答，没有感到任何疼痛，也没有任何严重症状。我告诉他，我觉得他有点沮丧。他耸耸肩。我问他，是不是感到绝望，他点点头。我又问他，是否要放弃治疗，他说：“也许。”我问，为什么。他直视着我，这是我进这个房间后的第一次。他告诉我，他知道自己会死于心脏病，因此，他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参加康复治疗。戴维斯先生伸手抓住我的手臂，他睁大眼睛，脸上全是汗。看来他很害怕。

他确实是害怕。朱利安·戴维斯低声告诉我，他怕死。他哭泣了，双手抱着头，毫不掩饰地为预期的死亡悲伤。他的太太前来干预，她告诫说她的丈夫情绪变坏了，怪罪我使他难过。戴维斯先生挥手让她离开。他和我又谈了二十分钟。这二十分钟里，他反复讲他的悲观，他好不了了，他害怕死亡。我问他，为什么他对第二次发作的反应与第一次那么不同。他答道，第一次的症状很轻，他从未相信他医生说的：那是一次“真正的发作”。事实上，恢复工作后，他决定不照康复计划行事，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心脏有什么严重的问题。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与这一切大不一样：疼痛很严重，住院的头几天他感到极其虚弱，他开始相信他的心脏已经发生了致命的损害，他难逃一死。这一认识使他惶恐。他知道连轻微的压力或过度的活动都可能致死，感到惊慌失措；他害怕参加康复活动，甚至害怕为自己的医疗负责。

戴维斯先生的母亲因难产而去世，当时他才十一岁。回想到母亲的死，他觉得那是对他们全家的可怕打击，一个惨痛的损失，使他深受伤害。他的父亲在二十年前心脏病发作，拖延着慢慢死去；在数月间，他变得越来越衰弱，先是出现心律紊乱，接着心脏衰竭，最后死于肺栓塞。戴维斯先生向我吐露，他感到绝望，自己也会步父亲后尘，无法阻止他的情况走下坡路。夜里他会惊醒，害怕自己会停止呼吸，或睡着死去。他被恐惧缠住了。

戴维斯先生不能与他的妻子谈他的惊恐。他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母亲似的照顾，认为这是又一种迹象，表明他已生命垂危，或如他对我说的“临终期”。戴维斯先生无法相信他的心脏科医生让他放心的话，他把医生的再三保证理解为职业性的欺瞒。我离开前特地问他，他是否相信他会死。他又满目恐惧地回答，他相信。我尝试说服他去掉这个念头，但很快发现，自己在白费工夫。

回到办公室后，我打电话给米德瓦医生说明我的看法：戴维斯先生事实上已经放弃治疗，并妄想他会死掉。我读过乔治·英戈尔（1968；1971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，并会诊过两个坚信自己会死掉，结果真的原因不明地死了的患者。这种印象深刻的经验，使我意识到这是个紧急情况。我建议让他住院做短期的精神治疗，并且必须尽快安排。米德瓦医生去见了戴维斯先生，却无法说服他进精神病医院，或者再见我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但他太太拒绝让他和我说话。

两个星期后，米德瓦医生打电话告诉我，戴维斯先生已经死了。那是在米德瓦医生为他做过检查，发现他的病情没有变化之后的第二天，突然地、原因不明地死了。在那次检查时，戴维斯先生着实让米德瓦医生吓了一跳：他极其激动地跪在地上，请求戴维斯医生用过量的药，结束他的生命，让他不必如此痛苦难熬地、慢慢地死。这一天，戴维斯先生试图说服戴维斯太太，让我或另一位精神病医生到她家里来诊访，以便确诊戴维斯先生是否有精神病，是否需要强迫住院。戴维斯太太拒绝了这个要求。她告诉米德瓦医生，她知道她的丈夫快死了，这个话题太可怕，他们无法谈论它，她只要他在家里平静地度过他最后的日子。米德瓦医生无法改变戴维斯太太的意念，即使他再次让她过目医学证据，下结论说戴维斯先生的心脏病并没有生命危险，而是出现了强迫症。米德瓦医生被他患者的死深深困扰，他问我，这是否是个“心理性死亡”病例。我们将在本章末再回到这个问题。

另一个地方中的死亡

时值1977年，我正在台北主持田野研究，得知我熟识的宋明远（音译）医生，在几个月前被诊断为胰腺头转移性晚期癌症的消息。他是个资深的医生，是台湾最先进的医学教育学家之一；他的病已近晚期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买了一小罐山茶，带着它和一份我新近开始主编的学术杂志，去他家探望他。他的成年子女、孙辈和兄弟都在。宋医生很客气地接待我，问我为什么意外光临，令他十分荣幸。我刚开始告诉他，我听到他生病的消息，他的兄弟突然打断我的话，告诉我说，宋医生很好，我不必多虑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我们谈了许多事，但绝口不提癌症、治疗方法，也不提我们大家都看得出的，宋医生的恶疾和病入膏肓的事实。在我离开前，我设法问宋医生他的治疗情况。我的问题似乎使他感到尴尬，我用英语又重复了一遍，以为他听不懂我的中文。“不要问我这些事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这些事是由我家人管的。”当我离开时，我向他在隔壁的兄弟询问关于他的病情；我们压低声音交谈；他们告诉我，所有的治疗，包括传统中医和西医，都没有疗效；他们知道，他们的兄长快死了；他们已开始准备丧事和后事。我问他们，宋医生是否知道。也许，他们答，不过他现在不过问这种事，这是家属的责任。他们还提醒我，不要在他面前讲这事，好像我是个感觉迟钝、不谙礼节和习俗的青少年。

宋医生于数月后去世，在他死前我没再见到他，但两位见到他的同事——也都是他的朋友——都有与我相同的经验。家属做了所有关键的决定，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是在医学界工作。虽然宋医生清楚地知道他快死了，但他表现得好像他并不知道有什么事正在进行。

诠释

以上我们有三个在长期疾痛过程中死亡的实例。在第一个实例中，戈登·斯图尔特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最后日子。医药治疗已无法制止他的癌症扩散，但他与他的医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他死去的那一刻。埃利奥特医生调整了目标，由原来治疗患者的疾病，转为处理漫长的痛苦历程。这样，医生的工作成了帮助患者善终。这是西方医学的传统宗旨，不过，它已被医学科技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患者生命的使命所侵占。戈登·斯图尔特和哈德利·埃利奥特约定不让戈登的临终日子科技化。戈登·斯图尔特得到协助，得以在他家的亲密氛围中，有尊严地死去。这一善终照料使医生的品格和患者-医生关系成了医疗的主旋律。

然而，不考虑医疗技术却能够帮助患者、家属或医护人员做好准备面对临终的时刻。戈登·斯图尔特和哈德利·埃利奥特的谈话录音的显著品质，在于参与者对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努力保持平实，避免伤感情绪、忧形于色，否则，就难免不真实。哈德利·埃利奥特对戈登·斯图尔特的问题不作回答，戈登也并不期待，甚至并没有要埃利奥特尝试回答。这位极其仁慈的医生对他那不寻常的患者所提供的，唯有专注的倾听。感情投入的见证是一种道德行为，而非技术处理过程。埃利奥特医生的技巧在于他善于倾听戈登的故事，反映出问题的分量，允许他的患者保持原有的嘲讽感和批判性分析，并且对他在面临自己身心的完整受到最后摧毁时的语词风格，给予尝试性的理解。

这种临终方法对戈登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，但它对我们中的有些人未必适合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较有宗教特色的，或较少强烈自我意识的方式也许更合适。医生和家属，以及临死的患者必须考虑，根据自己的感觉找出一个适合自己意愿的死亡方式。医生一定不能强迫患者接受与他们的意愿和人生相违背的死亡方式。我担心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，故我拍手称赞戈登·斯图尔特对临终阶段的缺乏人情味的模式的否定态度。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单一、不变、对每个临终的人都最适用的死亡方式。每个人的死亡过程，就像他们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到人世间走一回一样，有的回到了起点，也有的会进入一个前所未知的境界。医生无法预知他们走向哪里，或者怎么做是最好的。临死的方法和过程应该从医患关系中产生，或者由临终者和家属来决定。医生不（不能）从医学中提出目的论（关于最后原因和终极意义的学说）。如果有一种由医生提出的目的论，那它也是源自宗教和文化背景，而非源自医学[1]。

并非每个人都想效法戈登·斯图尔特的做法。有些人会因为强迫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做到完全清醒，而感到惊慌，或产生厌恶情绪。在这里，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。戈登·斯图尔特的临终行为轨迹与宋明远医生正好成对比。在中国文化里，在像宋医生这样有传统思想倾向的家庭成员中，家是责任的中心。这种中心还延伸包括了种种西方人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方面。宋医生把处理自己癌症的所有决定全部移交给他的家人，尽管他是家族中唯一有医学专业资格的，还是慢性疾痛的专家。其实，甚至我的这种说法也是种族中心主义的：宋医生不是“移交”他的责任，责任本不属于他，而是属于他们。从根本上说，宋医生只是永恒的维系关系媒介的一部分——这就是中国人对家族的感觉——它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了，他暂时占有一席之地，他死后，他的后裔连同他们的祖先会使它继续存在。在以这种文化意义组建起来的家庭背景下，对死亡的意识和说法与戈登·斯图尔特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异。（虽然戈登死在家里，有他双亲和朋友围绕在侧，但他们对他经验的影响作用甚微。终究，他的死亡是孤立的、个人的事。在这方面，中国人常常会觉得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奇怪的，令人心生反感。）这个结论可能会遭到反对，因为我并不认识戈登·斯图尔特，也没有机会了解宋医生的临终经验。我同意，但其他人的经验和有关文献使我相信，我们讨论的是北美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一个重大差异[2]。

朱利安·戴维斯表现出对死亡的另一种反应：害怕与恐惧。他父母的死亡故事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死亡的反应，不过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素。面对他的病情，戴维斯先生和他的妻子患了一种感应性精神病[3]。也许是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或其他的精神性问题，朱利安·戴维斯开始深信他会死；他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，处于致命的惶恐状态。对确认心理性死亡的病理机制，目前尚存在着极大的争议[4]。显然，对心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来说，突发性严重心律紊乱、肺栓塞、急性心衰竭，或其他由疾病本身引起的恶性症状也是可能发生的。虽然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单独导致心脏病人猝死，但劳恩和他的同事们（1980）则证明了心理-生理学的因素也往往是致死的原因。因为没有验尸，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戴维斯先生的确实情况。在医学和人类学的文献中，对心理性、自我意愿、巫毒教或不可思议的死亡存在着争议，这些死亡观点认为，个人会因为相信自己在社会性上已经死了——他们社会关系中共有的一种信念——而在心理-生理的感应作用中死掉。恩格尔（1968；1971）在罗切斯特大学做了一项研究，确认了在严重的慢性疾痛患者中，“放弃和已经放弃”的复合意念与原因不明的突然死亡相关联。哈克特和韦斯曼（1960；Weisman and Hackett，1961）在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研究发现，强烈相信自己会死的手术病人，事实上比其他的手术病人死亡率高。戴维斯先生似乎体现了数种这样的征候：他相信自己会死；他放弃了；他对死亡有病态的焦虑。

我陈述这些病例，是为了举例说明慢性疾痛意义的特别重要方面：疾痛可以意味着死亡的威胁，或者是临终的经验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怕死——虽然不至于像戴维斯先生那种病态的迷失程度——在慢性病患者及其家人中乃是普遍的心理。对许多慢性病患者来说，死亡的恐惧是模糊的、无条理的沉思默想，只有当疾病进入晚期或当症状急剧恶化时，它才会变得明晰起来。切记，大部分慢性疾痛患者并无紧迫的生命威胁，许多人，或许是大多数人，不会死于他们的慢性疾痛。事实上，医生中有句老话，意思是说，要教一个人如何长寿，没有比经历慢性疾痛更为有效。对有些患者来说，确信自己将死或放弃生的希望，并非他们对自己现状的妄想，而或许是一种早期的预感，也可能是对终有一死的极为敏感的觉察，虽然那是潜在的身体变化。在严重但无生命危机的慢性疾痛的灰色地带，这种直觉也许是极度的心理-生理感应的准确反映。然而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种第六感是情感作用、个性种类、生活情况，甚至文化背景的反应（例如，相比美国老一代的北方人，犹太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更害怕）（Zborowski，1069；Zola，1966）。

如果疾痛有教育我们珍视自己生命的一面，那就是如何面对我们都必有一死的事实，如何对此作出反应。这就是帕迪·埃斯波西托给我们上的一课（第八章）。我曾经好几次把疾痛看作是道德教训，在跨越文化的人的境况中，它有一种冷酷的启发性质[5]。最能说明我这些话的意思的实例，莫过于患者对死亡的妥协、接受。正如戈登·斯图尔特的经验所教示的，现实是复杂的，一个人无法（也不必）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答案。作为戈登·斯图尔特最后的话的聆听者，如果我们从中学到点什么，那就是：死亡是一个令人敬畏、不断产生意义的过程，经由这一过程，我们构成并表现出最独特的人性和我们自己[6]。

[1]伊齐基尔·伊曼纽尔（Ezekeil Emanuel）的著作为我阐明了目的论在医疗护理上的角色。Maclntyre（1981），Rieff（1966）和Lasch（1977）也有类似的论述。

[2]证据来自心理学家（Bond，1986），精神科医生（Tseng and Hsu，1969；Lin and Eisenberg，1985；Kleiman and Lin，1982；Tseng and Wu，1985），社会科学家（Hsu，1971；Liand Yang，1974；Parish and Whyte，1978；Potter，1970；Wolf，1972）和历史学家（Metzger，1982）的有关论著。中国文化中对死亡的传统观念和反应，在人际关系的范围内已由沃森（Watson）作过认真研究和有影响的评论。但据我所知，中国人的临终与悲伤作为个人的经验，却不曾有人研究过。

[3]Folie à deux是一种两人或更多人之间共有的幻觉系统，甚至是一种共同患有的精神病。

[4]这种争议延伸至心理性死亡（特别是自我意愿和巫毒教说法）是否确实发生的疑问（Lewis，1977；Reid and Williams，1985）。

[5]虽然在第八章和本章中，我明确地陈述了临死患者的病案，但死亡是本书中出现的大部分患者生活中的一个问题。死亡以及临终的历史性和跨文化性的主题，在一些精辟的论著和文章中有所论及（见Aries，1981；Schieffelin，1976；Bloch and Parry，1982；Levy，1973；Keyes，1985；Obeyesekere，1985；Madan，1987）。这些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论述揭示了对死亡的理解和反应的多样性，但同时也揭露了相似的迷惑、苦痛和社会秩序问题。这些问题必然表明，在全球范围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需求中，文化特性对心理-生理相互作用过程的束缚和影响的存在（参看Kleiman and Good，1985）。

[6]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，谢恩斯韦德（Stjernsward）等人引用的诺尔的话：“我知道我得了癌症。他们劝我开刀做手术，但我拒绝了。这不是因为我的英雄主义，而是因为这不合我对生命和死亡的见解。我别无选择。他们将切除我的膀胱，用放射性技术治疗，而这一切努力只能给我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希望，我将残缺不全，而且存活时间有限。我们都会死亡。我们中有些人死得很早，有些人活得很久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顺其自然，我们会活得更好，也就是在限定的时间里活着。当一切将永远失去时，生命能延伸多久也就无所谓了。”（1986，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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